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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袖手旁观吗?

2000年左右,15岁的达里尔•布莱恩(Daryl Brian)在一次情侣争吵中被女孩刺伤,躺在斯特林大街一个公寓的走廊上,旁观者罗伊斯•希克斯(Lois Hicks)正为他寻求救援丨图自威利•安德森(Willie Anderson)/纽约每日新闻存档/盖蒂图片社(Getty) 

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Bethesda)属于那种安全高端的华盛顿近郊住宅区,高知高薪人士在养育儿女之时都会选择这片桃源。该地约80%的成年住户都是有大学学历的人。贝塞斯达豪华的布拉德利朗格伍德庄园社区(Bradley Manor-Longwood)近来被评为美国第二大富裕社区。然而,在2011年3月11日,一位年轻的女性被一家当地的“露露柠檬”零售店(裤子卖$100的瑜伽裤商店)的一名同事残忍地杀害了。隔壁苹果零售店的两名员工在谋杀发生时听到了响动,他们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决定不予报警。

如果这场袭击发生在贫穷拥挤、犯罪猖獗的里约热内卢,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研究人员在一系列实验中发现,这座巴西城市里的旁观者十分乐于助人,他们几乎百分之百会向盲人施予援手,帮陌生人寻找丢失的钢笔。这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反映了对于“旁观者冷漠”(bystanders apathy)的微妙的理解。这一词汇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布•拉坦内(Bibb Latané)在上世纪60年代发明的,用以形容暴力犯罪或者其他悲剧的目击者的令人不解的,且通常都骇人听闻的——不作为。

这一现象首先于1964年得到广泛关注,彼时纽约酒吧经理吉娣·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她位于皇后区的公寓大楼外被奸杀。媒体报道将焦点对准所谓的她邻居的不作为——《纽约时报》在描述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时以令人心寒的论断开篇:“在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里,38个品行端正、遵纪守法的皇后区市民目睹了一个杀人犯分三次跟踪并刺伤一位女性。”若干年后,媒体的报道很大程度上被证伪,但是这个事件却促生了一种持续到今天的说法:世不如前,人心不古。真也好假也罢,吉诺维斯的故事成为了一个表示麻木不仁、人类相残的文化基因(cultural meme)[1],一种据说是代表着我们时代的趋势。

Kitty Genovese murder 

它也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纽约大学心理学家的达利和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的拉坦内出于对此案的兴趣,在上世纪60年代末进行了一系列知名的实验。最有名的一个实验发生在一间能用管子排入烟雾的房间内。研究的参与者或独自处于房间里,或与另2名实验对象一起进入房间,或与2名由研究者伪装成的对灌入屋内的烟雾若无其事的参与者进入房间。大部分(75%)独自待在屋内的参与者上报了烟雾问题,相反,那些与不在意烟雾的研究者一起的人中,只有10%上报了烟雾问题。

达利和拉坦内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两个因素:其一是“责任分散效应”(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effect)[2],即有他人在场的话会让个体认为别人将会施以援手,或者已经予以帮助。其二是“社会规范[3]的力量”(the power of social norms),即人们会观察他人的反应来评估一件事情的严重性。 

这么多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反复证实了他俩的研究发现,令人不寒而栗。1987年,一名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新生被三名同学轮奸。其中一名罪犯还在实施轮奸的同时向经过走廊的路人吹嘘炫耀,但是没有人(包括该层楼的宿舍舍监在内)出面阻止或者打电话报警。200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市举行的一场高中生舞会会场外,多达20个人目睹了一个15岁的学生遭到轮奸。

这个问题不仅仅出现在西方国家。2011年10月13日,中国广东佛山市的一个两岁女童从自家的五金店跑到附近的小路上,被一辆过路货车所撞倒。当这个名叫王悦的孩子受伤并躺在街道上时,有18个人从此路过,但无一人停下来施以援手。这个孩子终究还是被第二辆汽车撞到了,而这辆车也没有停下。事故发生后10分钟,一个路过的拾荒者才将这个小姑娘移到了路边并寻求救援。一周后,小姑娘在医院去世。这一事件触发了许多对中国国内道德衰退、集体观念下降的痛心疾首之声,并引发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论及了中国的诸多变化,包括迅疾的城市化,中国人不顾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愈加强调个人财富的增长。

 

文化里蕴含一些因素——正是文化里这个有魔力且神秘的部分培养了人们乐于助人的品质

实际上,这些事件如此可怖,以至于达利和拉坦内的研究发现都不能充分解释这一现象。为什么在面对这些骇人的暴行时,在其他方面都是一个“好人”的人,会视而不见呢?值得探讨的一点是,自吉诺维斯事件流传下来并存在已久的一个观点:大都市会培养人的冷漠,甚至麻木不仁的情感

不过这个理论被证明是有缺陷的——城市规模发挥了一定影响,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作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Fresno)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莱文(Robert Lebvine)评估了世界各地城市里的“助人行为”(helping behaviours)[4]。莱文和他的团队在每个城市都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在实验里,旁观者有机会选择帮或者不帮陌生人。例如,在一次实验中,研究人员假装腿部受伤,在行人视野范围内弄掉了一大堆杂志,并很明显地在挣扎着弯腰捡杂志。在另一个实验里,研究人员假装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盲人,伸出手杖等待帮助。还有一些实验更简单——研究人员弄掉了钢笔或者写好地址贴好邮票的信封,并追踪是否有旁观者试图还回钢笔或者邮寄信封。

实验结果挑战了长久以来的假设:大型的、匿名化的城市注定会充满不爱于帮助人的人。莱文在1994年发表于《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中的关于美国36个城市助人行为的论文中,一些较小的地方,例如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市、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市在乐于助人指数名单上位居末端。与此同时,他与同事于2001年发表于《跨文化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的论文研究了全球的23个城市,其中最乐于助人的城市是里约热内卢——该市人口目前约650万。

“有乐于助人的大都市,也有麻木冷漠的小城市,”莱文说道,“这可能表明,文化里蕴含一些因素——正是这个有魔力且神秘的部分培养了人们乐于助人的品质。与此相反的我成长的纽约,人们会教导我不要去帮助别人。你不帮助别人,你也不是个坏人。

莱文谈到的对于“文化中有魔力且神秘的部分”的一个解释可能与一个社会到底多强调一致性(conformity)而非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相关。在诸如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中,相较于集体身份,个人主义较为兴盛的文化更加重视个人成就和个人身份;个人主义成员被寄希望于考虑自身利益,挑战社会常规的行为常常会受到称赞。

另一方面,像中国这种集体主义社会,相较于个人成就和个人愿望,更看重家庭与群组的从众和忠诚。集体社会成员通常被寄希望于不惜任何代价地关照其他成员,他们也会被强烈劝阻说不要去挑战社会规范。集体主义文化更加贴近我们对于小镇生活的怀旧记忆,在小镇生活中,邻里互相照看彼此的孩子,为彼此的农场干活出力——而且,想必在邻居遭到残忍的刺杀而奄奄一息时会去报警。比如说,巴西——莱文研究中最乐于助人城市所在的国家——就拥有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文化。

但其实还要复杂。集体主义文化也重视一致性,因此,尽管处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更有可能去介入并帮助群组内的成员,但这种帮助可能不会超出他们的群组,尤其是如果干预违背了一个诸如忠诚或者服从上级这种很强的社会常规时。

一篇于2012年发表于期刊《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上的文章比较了个人主义化的意大利和集体主义化的新加坡这两个不同国家的行为。尽管相较于新加坡,恃强凌弱这种现象在意大利出现得更多些,但意大利人,尤其是意大利的女孩更可能会保护受害者,并进行积极的干预。换言之,坚定的个人主义者更可能会反抗盛行的社会规范,帮助有需要的人。

那么这一切怎么解释那些新出现的旁观者——即那些对网上欺凌(online bullying)[5]或者残忍的大学校园强奸罪行袖手旁观的人呢?2012年8月11日,一个16岁的女孩在俄亥俄州小镇斯托本维尔(Steubenville)遭到了两个当地橄榄球运动员的性侵犯——强奸过程在不同地点持续了数小时。在强奸案发生的整晚,其中一名强奸者还发短信来描述这场罪行,并将受害人的裸照发给朋友。现场的围观者也拍摄了录像并彼此分享。这都表明,许多在场客人以及其他人都知晓这一事件,但都没有报警或者对受害人施以援手。

那一晚发生的事件让大多数美国民众困惑不已,但是,当从一种不同体系的视角来看待时,近来旁观者对性侵犯和欺凌事件的冷漠是在情理之中的。兄弟会(Fraternities)[6]、军队以及诸如斯托本维尔故乡橄榄球队之类的运动队,都是处于美国这个大型个人主义社会中的微型集体。微型集体就像更加传统的集体主义社会,它倾向于重视一致性,并对那些违背集体规范的人予以惩罚或驱逐。

如果所有的旁观者都囿于不鼓励干预的社会规范,那么即使认识每个单独的旁观者,也无法解救那个强奸受害者

加利福尼亚心理学家、强奸预防专家艾伦•伯克维茨(Alan Berkowitz)告诉我,潜在的旁观者不得不衡量违背群体规范的后果。“当你处在那一瞬间时,所有的樊篱都开始发挥作用,”他说。“你担心让他人为难,担心被人报复,你认为其他人不觉得怎样。当你处于一个非常强大的同类群体(peer group)[7],比如说一群年轻男性当中时,小伙子学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与其他男孩合得来。

 

peer group preesure 

群体规范本身并不是一定好或者一定不好的。但在一些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规范可能会迫使成员对暴行视而不见,尤其是在目睹性侵犯事件的时候。俄亥俄州的斯托本维尔不是纽约市,发生于纽约的吉娣·吉诺维斯的故事暗示了城市规模和匿名化在民众中引起了大范围的麻木不仁,而出现在斯托本维尔的悲剧则证明了这个假设是有缺陷的。如果所有的旁观者都囿于不鼓励干预的社会规范,那么即使认识每个单独的旁观者,也无法解救那个强奸受害者。

而社交网络的出现竟然创造了更多的旁观者,并给那些同样的旁观者一件隐形化、有时是匿名化的保护伞,从而放大了旁观者效应。在斯托本维尔强奸案发生当晚,有人将一张照片上传到了Instagram应用中,照片里受害人失去了意识,并被强奸者抓住了手腕和脚踝。其中一名强奸者以及许多目击者都给朋友发了大量的短信和一张失去了意识并且全裸的受害人的照片,并且还描述了当晚这一事件的一些细节。据传另一名旁观者还拍摄了一段手机视频,记录了这个丧失意识的女孩遭受强奸的全过程,但是第二天他声称已经将视频删除。Youtube上还有一个特别骇人的视频,视频中的人描述了这场强奸,并嘲笑受害人“跟个死人似的”。

我们正在目睹社交以及其他电子化媒体正被“用于即时传播,也用于掩饰”,美国最早的旁观者干预培训项目之一,“暴力预防指导者”(Mentors in Violence Prevention)的联合创始人杰克逊•卡茨(Jackson Katz)这样告诉我。例如,斯托本维尔事件的强奸者严重依靠文字短信来掩饰强奸。强奸者之一的特伦特•梅斯(Trent Mays)给一位朋友发短信时说道:“就说她去了你的房间并昏倒了。”在其他短信中,梅斯试图说服受害人不要起诉,他写道:“这真是最不值当的一件事儿。我本应该因为照顾你而受到感谢,但却将因此惹上麻烦。”

只在网上发生或伴随面对面的攻击的这种网络欺凌也在逐渐增加,在一些案例中,它还导致了悲剧的自杀行为。整个2009年,马赛诸塞州南哈德利高中(South Hadley High School)的学生菲比•普林斯(Phoebe Prince)一直遭受着现实中和网络上的欺凌。据传有同学朝她扔东西,打掉她手中的书,在走廊和图书馆骚扰她,在推特、克雷格列表网以及脸书上管她叫“爱尔兰婊子”、“淫妇”。2010年1月14日,在度过了备受欺凌十分艰辛的一天后,普林斯回家后上吊身亡。

互联网颇具戏剧性地增长了欺凌和强奸的潜在旁观人数,而这只能使得责任分散现象加剧——旁观者越多,一个人会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越少。过去在学校走廊或者喝得醉醺醺的聚会上,可能只有少数几个目击者,但如今任何一个只要有手机或者脸书账户的人都可以收到一场进行中的性侵的照片,或者能在脸书页面上见证网络欺凌。

 


你如何避免自己成为那种眼睁睁看着宴会上一个酩酊大醉的年轻女性被带上楼的被动旁观者呢?

我们很难忽略一个事实,即人们在网上似乎会更加刻薄。新泽西州莱德大学(Rider University)的临床心理学家约翰•舒勒(John Suler)将人们在网上出现的过分苛责或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归因于一种他所称之为的“在线去抑制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8]。这一理论的关键点十分简单:当你看不见被喷者的脸时,你容易变得更无耻。“当人们打字发消息时,他们无须担心自己看上去或听起来如何,”舒勒在2004年发表于《网络心理与行为》(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期刊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他们也无需担忧别人针对自己言论和样子所做出的反应。”

因此,你如何避免自己成为那种眼睁睁看着宴会上一个酩酊大醉的年轻女性被带上楼,或者看着一个小姑娘受伤躺在车水马龙的街上的被动旁观者呢?近年来,研究人员总算开始用多年的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何完全改变旁观者效应,鼓励旁观者采取行动。旁观者干预的培训已经成为预防欺凌和暴力事件的下一个学术前沿,也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近年来所关注的一个主要的资助项目。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新兴的项目聚焦于克服达利和拉坦内早在1970年所概述的五个障碍:旁观者注意到情势,明确这件事需要干预,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干预,选择干预方式,并且完成干预。

考虑到文化的重要作用,许多项目都集中于改变社会常规,其方法是通过创造某种不同的“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9],从而使旁观者为所应为。“一个人如何站出来并改变某种规范呢?”莱文问道,他关于城市中助人行为的研究让他参与了“英雄想象计划”(Heroic Imagination Project),一个总部位于旧金山,旨在对抗从众性和服从性的负面效应的项目。“我们设法使用原本让我们从众的力量,试着翻转那种力量,创造出一个能引导正确方向的新的从众压力。”他解释道。

另一个是卡茨的“暴力预防指导者”(MVP)项目,它与一些意见领袖[10]——受大家喜爱的教练、教师、运动员、兄弟会负责人——合作以改变那些社会规范。该项目的思想是,如果这些“骄子”(cool kids)能被说服站出来对抗性别歧视或恐同的玩笑,或者向想要欺负某人的兄弟会成员或团队叫板,他们的群体就会渐渐地形成鼓励干预的趋势。常年参与反抗性暴力斗争的教育工作者卡茨说道:“问题不在于我们要对高中橄榄球队的小伙子们说什么,而在于,我们怎么进入他们的体系里?我们怎么让这些领袖层负起责任来?”

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的心理学家艾伦•伯克维茨在执行一个他称之为“社会规范途径”(the Social Norms Approach)的项目,该项目起初是要阻止大学校园中的过量饮酒现象。这一策略是将习以为常社会规范置于显微镜下,在旁观者效应呈现时,揭露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对于这一现象的了解有助于个体更为清晰地看见某人的行为何时过了界,并提供干预的勇气与动力。

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那种当一个女性在隔壁屋遭到强奸时,会袖手旁观的人

“如果你问人们:‘若有人出手阻止一场可能发生的强奸暴行,你个人会敬佩这种人吗?’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说是。”伯克维茨解释道,“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同辈人也有同一想法。在人们所相信的观点和人们认为他人所相信的观点之间横亘了一个裂口。”希望在于,通过说服年轻的小伙子们相信,他们不是唯一替那个被兄弟会伙伴带上楼的女孩担心的人,这样会增加一些人出面干预的可能性。

旁观者干预培训项目也旨在给准英雄们提供方法,让他们能安全有效地行动。“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只有两个选择——在袭击发生时采取迎头攻击的干预行动,或者袖手旁观。”卡茨说道。“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选择的菜单,人们能仔细考虑,并在产生压力之时有选择。”对于受到社会压力和强烈威胁的胆怯者来说,卡兹和其他专家建议他们实际上可以通过分散施暴者的注意力来进行干预——告诉潜在强奸者他的车被拖走了,或有别的人要找他。他们也被建议去寻找干预盟友:一个潜在受害者的女友团体有助于营救这个女孩,权威人士或者警察亦可。

彻底改变旁观者效应并让更多的人变成主动守护公益事业的卫士,还需要一些努力。“2014年,怎么可能还有几十个学院和大学没开展任何必修的预防性侵犯的培训呢?”卡茨问道。

“没有人会自认为是那种,当一个女性在隔壁屋遭到强奸时会袖手旁观的人,但是这种事件还在发生。”莱文说道。“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数据。当你问及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会给你他们在这类事件中如何不可能袖手旁观的理由——他们笃信宗教,他们尊重女性,等等。你必须让人们了解,刀枪不入的个人(personal invulnerability)[11]只是侥幸的错觉——大多数人不认为自己是那种会袖手旁观的人。但他们就是那种人。”



注释 

[1]文化基因:相对于生物基因而言的非生物基因,主要指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的,主动或被动,自觉与不自觉而置入人体内的最小信息单元和最小信息链路,主要表现为信念、习惯、价值观等。

[2]责任分散效应:也称旁观者效应,在紧急情况下,个体在有人在场时,出手帮助的可能性降低,援助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成反比。即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人进行援助的可能性越低。

[3]社会规范:指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社会活动的准则。它是人类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来﹐相习成风﹐约定俗成﹐或者由人们共同制定并明确施行的。其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化。

[4]助人行为:也叫利他行为,是指以任何形式实现的不指望报答的、有益于他人的行为。助人行为的关键是排除利己的动机而助人。

[5]网上欺凌:又称网络欺凌,指人们利用互联网做出针对个人或群体的,恶意、重复、敌意的伤害行为,以使其他人受到伤害。这一现象在青少年及未成年人中多有发生,且危害性较大人更甚。

[6]兄弟会:与姐妹会(Sororities)同指北美大学的一种学生社团组织,以兄弟情谊为基础招收在校学生的社团组织。

[7]同辈群体:又称同辈集团或同龄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相似地位和层次、大致相当的素质、相互认同的目标和行为规范而发生相互交往的群体。其成员一般是在有某些共同经历、共同情感、共同爱好、共同观点或共同心理的基础上而结合起来的。

[8]在线去抑制效应:指网络中的人往往会感受到更少的社会习俗的制约,相较于面对面的交流,人们在线时常常感到更自由,从而更容易做出非理性行为。

[9]同辈压力:指同辈人互相比较中产生的心理压力,一个同辈人团体对个人施加影响,会促使个人改变其态度、价值观或行为使其遵守团体准则。

[10]意见领袖: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

[11]刀枪不入的个人:又称个人无懈可击,指人们总是认为只有别人会受到影响,自己则刀枪不入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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