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疾患的身体疗法：把旧日伤痛“演”出来

心理疾患的身体疗法：把旧日伤痛“演”出来

JENEEN INTERLANDI

贝塞尔•范德科尔克希望改变治疗心理创伤的方式。他的思路是从身体开始。

llustration by Matthew Woodson

从不大的房间望出去，大瑟尔地区太平洋的风光尽收眼底。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盘腿坐在房间中央的超大号靠枕上。他戴着方形金丝眼镜，身穿蓝色拉链式绒头织物衫和卡其布裤子，赤着脚。这天是他主办的“创伤记忆与自我恢复”(Trauma Memory and Recovery of the Self)研讨会的第三天，约30名研讨会参与者（均为创伤受害者或创伤治疗师）沿着房间的四壁围成一圈。他们也都赤脚坐在舒适的靠枕上，手里拿着笔记本，眼睛盯着范德科尔克。两天来，他们聆听他讲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及其鲜为人知的同类——复杂创伤(complex trauma)的社会历史、神经生物学和临床现状。现在，他终于将向他们演示实际的治疗技术。范德科尔克将目光落在自己的实验对象尤金(Eugene)的身上。这是一名36岁的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此刻他正坐在范德科尔克的对面，面带悲伤，又充满期待。

像过去一样，范德科尔克的治疗从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始。“我的母亲对我毫无教养和疼爱之心，”他说。“但我却能让自己体会到在她关爱和抚育下成长的全部感受，并让它们成为我的‘记忆’。”因为他做过一项非常特别的练习，他解释道，而这也正是现在尤金将要尝试的。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在场的人们将应尤金的要求扮演各种特定的角色，从而帮助他重现那段深深困扰他的创伤。他将对着这些人表露他的愤怒、悲伤、悔恨和迷茫，而他们则将依据所扮演的角色对他作出相应的回应，或道歉、或宽恕，也可以认同他的感受。通过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投射到三维空间，尤金将得以重塑自己最不堪回首的经历，而且效果会比其他形式的角色扮演治疗更加彻底。如果实验能够成功，那些悲惨的回忆将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一种可以获得认可、宽恕或爱的方式来重新描述。

这种做法被范德科尔克称为“构造”(structure)，它还有个名字叫做精神运动疗法(psychomotor therapy)。舞蹈演员艾伯特•佩索(Albert Pesso)创立了该疗法，并在大约20年前教给了范德科尔克。尽管这种疗法未在对照研究中接受过检验，但范德科尔克称，在几次类似的研讨会中，他们已经有过若干成功的先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身边聚集了一小群人，而且有人愿意站出来，他都喜欢尝试一下这种疗法。

在范德科尔克温和的鼓励下，尤金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他怎样成为美国陆军的技术兵；他在伊拉克北部最大的城市摩苏尔驻扎的那一整年时间，是如何度过的；以及他的工作怎么会涉及处置已爆炸的炸弹。那一年都在和尸体打交道，他说。他目睹、触摸、嗅闻乃至踏过的尸体简直不可胜数，其中有些还是儿童。而尤金当时只有26岁。

尤金告诉我们，当人被炸碎时，脂肪细胞都会爆裂开，于是人就变成了一大团动物油脂。他曾目击过多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有一次，他不小心踩在一具爆炸后的尸体上——只有腿部还勉强有点人型。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厨房里，到处散落着女人身体四分五裂的残片——她们正在做古斯米时，一枚爆炸的炸弹震碎了窗户。尤金曾经头部后侧中弹，也曾经因土制的爆炸装置受伤。

但这些经历对他的困扰，与下面这件事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在任职几个月后，尤金在一次安保任务中杀死了一名无辜的男子，然后他还眼看着那名男子的母亲在不久之后发现了儿子的遗体。

“请讲得再详细一些，”范德科尔克说，“发生了什么事？”简单的问题打破了尤金强忍着的镇定。他闭上眼睛，用手遮住脸，开始抽泣。

“见证人看得出你有多么痛心和难过，”范德科尔克说。范德科尔克像这样承认事件主人公的情绪，并对其情绪做出反应，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见证”，这是练习的核心部分，旨在向患者灌输受到认可的感觉以及安全感。

在此之前，尤金已经拜托了一些小组成员来扮演他故事中的角色。居住在旧金山的瑜伽教练克雷斯塔(Kresta)担任他的“联络人”，就像是一个向导，帮助主人公承受回忆唤起的创伤。联络人通常就坐在主人公的身旁，在需要时提供一只支持的手臂或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戴夫(Dave)是虐待儿童案件的幸存者，现在是南加州的一个小企业主。在这里，他扮演的角色是尤金的“理想父亲”，他的任务是对尤金说一些尤金一直期盼能从自己真正的父亲口中听到，但真正的父亲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这两个人分别坐在尤金的两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接下来，范德科尔克询问尤金希望由谁来扮演那名被自己杀害的人。尤金选择了塞格尔(Sagar)，来自纽约布鲁克林区的脱口秀笑星及兼职财务顾问。最后，范德科尔克问道，谁来扮演那男子的母亲？

尤金指着我。“可以拜托你吗？”他问。

“我愿意扮演被害人的母亲，”我学着其他人的样子宣布承担这个任务，然后把自己的靠枕搬到了房间的中央，面对着尤金，挨着范德科尔克。

“好了，”范德科尔克说。“请告诉我们更多关于那一天的事吧，都发生了些什么？”

精神运动疗法目前既没有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实施，也没有得到临床研究的支持。事实上，大多数执业精神科医生恐怕都不会看它第二眼。它听起来就像做戏，而且还是由舞蹈演员创立的。但范德科尔克相信，舞者——以及乐手和演员——在促进精神创伤的愈合方面可能的确有过人之处，值得精神科医生借鉴，这个方法虽然有些矫揉造作，但仍然值得关注。他花了40年的时间，来研究人们施加在彼此身上最惨痛的暴行，比如战争、强奸、乱伦、拷打，以及生理和心理的虐待所造成的影响，并尝试进行治疗。他撰写了100多篇关于心理创伤的经过同行评议的文章。而且，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精神科医生，他的私人诊所每周都接诊数十名患者——其中有些人找他看病已有多年。此外，他还负责着位于波士顿的一家名为“创伤中心”(Trauma Center)非营利性诊所，那里还为另外数百名患者提供诊治。如果有一件事是他可以断言的，那就是：常规的治疗方法不管用。患者们仍然痛苦不堪，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幸免。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好才行。

范德科尔克尤其对创伤治疗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持有异议：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简称CBT）和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暴露疗法是让患者一遍又一遍地面对最困扰他们的问题，直到他们对此变得麻木。范德科尔克把它贬斥为“最不可能治疗”创伤的方法。它的成功率还不到一半，他说，就算“成功”了也无法提供真正的解脱：脱敏与痊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对认知行为疗法，也有类似的看法。认知行为疗法试图通过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帮助患者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与情绪之间的联系调试不良，从而改变患者的行为。“但创伤与认知可没有一丁点儿关系，”范德科尔克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创伤改造了你的身体，让你觉得这世界很危险。”这种改造源于我们大脑中最原始结构的深处，认知疗法所无法触及的地带。“这不是你劝解自己说几句就可以解决的。”这些观点令他游离出了精神学主流。

范德科尔克并不是第一次陷入这种境地。20世纪90年代初，他是记忆抑制治疗(repressed-memory therapy)的一名主要的拥护者。该疗法后来被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称为“自脑叶切除术时代以来降临到心理健康领域的最大灾难。”在当时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性虐待案件中（均与恢复受抑制的记忆密切相关），范德科尔克担任了专家证人，作证称遭受极端或反复性创伤的受害者有可能——甚至普遍——会压抑自己关于那些创伤的所有记忆，直至多年后在治疗中才回想起来。他表示，在自己的患者中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此外，他还能从医学文献中找出此类案例，至少可以回溯100年。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美各地涌起了一股性虐诉讼的风潮，人们纷纷指控父母、牧师和日托服务人员犯下了恐怖的性犯罪，并声称，他们是在治疗师的帮助下才刚刚想起来的。一时间，法官和陪审团都被范德科尔克等人的证言说服了。他们直觉感到，人的心灵确实会找一种途径来屏蔽过度痛苦的经历。但随着指控变得越来越稀奇古怪——譬如被外星人绑架或神秘的撒旦邪教之类——支持这一理论的声音日渐衰弱。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专家认为，与其说是受害者自发地回忆起了这些所谓的“被压抑的记忆”，可能性要大得多的是，过分狂热的医生和治疗师的暗示性提问在他们的头脑中植入了这样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的确有无辜的人被错误地起诉了。他们的家庭、事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整个生活，都被毁于一旦。

待这场日后被称为“记忆之战”的争论尘埃落定之后，范德科尔克自己也付出了代价。90年代末，他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实验室被关停，还失去了在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职位。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资金不足，但范德科尔克及其支持者认为，真正的动机是政治因素。

范德科尔克将自己的诊所并入了一家规模更大的非营利组织中。他开始募集慈善捐款，并将关注的目标集中在创伤记忆及创伤治疗之上。他仍坚信，记忆抑制是创伤应激的一个普遍特征。范德科尔克解释道，创伤经历并没有被加工成记忆，而是莫名其妙地“卡壳”了，日后才在躯体上表现出来。精神病学的主流研究者大多都对这些理论嗤之以鼻，但范德科尔克在另一个群体中找到了更愿意接受它们的人：身体导向治疗师们不仅欣然接纳了他的观点，还向他介绍了一系列替代疗法。他开始使用其中一些疗法来尝试治疗自己的患者，并在小规模的研究中对他们加以测试。不久，他就与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身体治疗师以及他在哈佛时结交的忠实伙伴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关系网络。

这群人秉持着一个简洁有力的观念：精神创伤的治疗应该通过身体而不是通过心理进行。很多病例中，受到严重侵犯的是患者的身体，是他们的身体辜负了他们的期望——腿跑得不够快，手臂抗拒得不够有力，呼救的声音还不够大，以至于他们未能逃脱魔爪。如今，同样是他们的身体屈服于哪怕最轻微的压力之下——一听到汽车防盗器的鸣叫声就会慌忙躲闪，每见到一个陌生人就觉得那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攻击者。如果容纳思想的躯体如此不堪重负，那他们的心灵又怎么可能会痊愈？“对于创伤受害者而言，唯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找到安全感，”范德科尔克说。“不幸的是，大多数精神科专家对感官体验都不屑一顾。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这有什么重要。”

范德科尔克对身体感受的重视为他赢得了背景各异的众多粉丝。“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的精神病学教授史蒂芬•波格斯(Stephen Porges)表示。“他一直表现出大无畏的态度，挑战自己的学术圈子，并始终坚持不应简单地认定创伤受害者存在身体症状‘仅仅是脑筋出了问题’。”

连日来，范德科尔克的日程表被约得满满的，演讲地点从波士顿到阿姆斯特丹，再到阿布扎比。今年春天，我跟随他的脚步，走遍了东海岸和全美各地。每到一站，捧场的观众均遍及治疗领域的方方面面：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艺术治疗师、瑜伽治疗师，乃至生活教练。在讲座的中间休息时间，他们排成长队逐一到讲台上去做自我介绍，午餐时还会在他的桌子附近徘徊，希望能和他搭话。一些人掏出手机，想要与他合影留念。很多人表达了诸如此类的观点：

非常感谢您宣讲了关于这种治疗、疗法或研究的信息。

您关于自我割伤、儿童期性虐待和家庭暴力的研究证实了过去几十年来我从自己的患者或者亲身经历中所见证的事实。

您可以帮助我吗？

范德科尔克自己的整个人生就好像一项关于人类创伤的研究。1943年的夏天，他在海牙出生。这是德国占领荷兰的第三年，次年，军事封锁切断了通往荷兰西部省份的粮食和燃料补给，导致逾2万人饿死，史称“冬季饥荒”。他的父亲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里。按照范德科尔克家族中的传说，他的母亲快要分娩的时候不得不自己骑自行车到医院，而他的第一个生日蛋糕是用郁金香球茎做的，因为当时基本上没有面粉。

范德科尔克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孱弱男孩，但这丝毫没有减损他的勇敢。如果问起他的童年往事，他会告诉你在故乡城市遭受轰炸后的废墟上玩耍的故事。他周围几乎每个人都遭受了深深的创伤。左右的邻居都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的母亲一点也不乐意当妈妈；14岁的时候她就辍学照顾自己的父亲，之后又被迫离开了自己喜爱的职业以承担身为人妻的责任。在家里的第二个孩子贝塞尔懂事之前，她的性格已经变得刻薄而冷漠。范德科尔克的父亲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Royal Dutch Shell)的高管。尽管他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也是忠实的和平主义者，但盛怒之下他也会在孩子们身上泄愤。在秋天将要面世的新书《身体记得》(The Body Keeps the Score)中，范德科尔克提到，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曾经因为“正常的3岁孩子都会惹的祸”而被关在地下室里，只能怨恨自己太弱小，无力反抗。

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独自旅行。他喜欢搭便车到法国去。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他在途经一所修道院时听到修道士们诵经的声音，并为之深深打动，于是请求司机让他在那里下车。他在那所修道院度过了当年夏天剩下的所有时间，然后是次年的复活节假期，以及之后的又一个夏天，甚至考虑要不要成为一名修道士。修道院院长对他很有好感，并承诺如果他加入修会，他们就送他到日内瓦读医学院。“我认真考虑过这个提议，”他告诉我。但最终，年轻的心对冒险的渴望战胜了他对安静冥想的向往，于是他选择了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我仍然有一些精神感应，”他说。“我相信万事万物都彼此关联。但组织有序的宗教让我浑身发毛。”

就这样，1962年，范德科尔克来到了美国，并先后就读于夏威夷大学、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和哈佛医学院。在这里，他将自己关于人性中恐怖的一面，以及人类神奇的适应和恢复能力的许多问题，摆在了科学和医学面前。“人类这个物种可真是一团糟，”他说。“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犯同样的错误。我真好奇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会酿成大祸，惹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却还是会一意孤行？”

离开学校后，范德科尔克的头几份工作里包括在退伍军人事务部下属的一家波士顿诊所担任精神科医师。他入职时正值1978年，越战老兵洪水一般地涌来。“等候看诊的队伍足有一英里长，”他说。“诊所的墙上到处是被拳头打出来的印记。”

在这些新患者身上，范德科尔克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他们都将自己完全困在过去里。即使是那些从二战战场上归来的老一批的退伍军人也常常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或是沉溺于战争经历中无法自拔，或是看破红尘四大皆空。在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中，他们不是把墨迹看成死去的婴儿或倒下的战友，就是觉得什么都不像。仿佛是他们脑海中的投影仪被战争弄坏了，范德科尔克说，于是他们只能选择把一卷影像翻来覆去地看，或者干脆把机器彻底关掉。

令范德科尔克感到震惊的第二件事是这些人控制自己状况的方式。几乎所有人都声称，与任何形式的治疗相比，高风险的行为更可能将他们拉回现实（例如，一名患者称，每当觉得自己快要暴跳如雷或者游离于现实之外时，他就骑着哈雷摩托车玩儿命地飙车）。范德科尔克的治疗手段——也就是医学院唯一教他做的——是让这些人敞开心扉，多多交谈。在小组和一对一的治疗会话中，他都会询问他们很多问题，关于那些可怕的回忆、关于梦魇以及在家里遇到的麻烦等等。但谈话似乎并没什么帮助；甚至在某些病例中，他觉得适得其反。

范德科尔克翻遍了诊所的医学图书馆中关于炮弹休克症(shell shock)和战斗疲劳症(combat fatigue)的书籍，寻找可能帮助他更好地了解患者症状的任何信息，或者有助于他进行治疗的任何提示。在那个时代，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未被公认为一种疾病。后来，他在哈佛的弗朗西斯•A•康特韦医学图书馆(Francis A. Countway Library of Medicine)里发现了一本书：《战争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The Traumatic Neurosis of War)。该书出版于1941年，正好是在饱受炮弹休克症困扰的美国老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之前。在这本书中，范德科尔克找到了一些最初的灵感。这些灵感最终指明了他职业生涯的方向：神经官能症的核心在于躯体性神经官能症。换句话说，他认为，日后所称的PTSD的根源深埋在人类的身体之中。

贝塞尔•范德科尔克

Illustration by Matthew Woodson

这与范德科尔克在患者身上的所见所闻完全吻合。除了噩梦和幻觉，许多患者还遭受着众多生理症状的折磨，包括头痛、疲劳、消化系统疾患和失眠等。当他在治疗中试图触及他们的创伤时，他们往往一下子就变得如同惊弓之鸟一般，浑身冷汗涔涔或者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范德科尔克表示，虽然这本书并没有提供任何治疗建议，但给了他一个起点。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仔细研究了他所有患者的生理症状。1994年，就在他在哈佛的实验室被关闭前不久，他撰写了一篇论文总结了自己的所有发现，并发表在《哈佛精神病学评论》(The 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上。创伤应激似乎可以触发一连串的生理性灾难，几乎影响到身体的所有主要系统。

尤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时，他的服役期差不多已经过半，当时正在旧金山军事休假。海湾天气凉爽，微风拂面；四周漫步的人们都身着风雪大衣和连帽衫。但他自己却满头大汗。他一度以为这是因为数月来自己在沙漠中的生活，激活了某些与出汗有关的奇特基因，需要过一段时间它们才会自行关闭。他估计慢慢就会好起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等他彻底退役回家时，他才发现，出汗只是个最最微不足道的问题。他出现了幻视，看到路边堆积着尸体。他需要不停地去卫生间。他退伍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银行的总部办公室任职，由于他去洗手间太过频繁，他敢肯定同事们都怀疑他有毛病。

军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尝试过提供帮助，”他这样告诉亲戚朋友们。“你跟他们说，‘我腹泻很严重，简直离不开卫生间。’结果他们回答，‘那就别去卫生间。’你跟他们抱怨，‘我很怕乘地铁；那些噪音让我惊恐万分。’他们却说，‘没错，纽约是怪嘈杂的。’”曾有一位医生给他开了些抗焦虑的药物，可是那药效果太过猛烈，以至于尤金开始犯迷糊，走着走着都会撞到墙上。他也尝试过谈话治疗和团体治疗。但这些都未曾缓解他不安的惊惧，也没能消除他总感觉随时会被人背后偷袭的那种恐慌。

在这场“与自己的战争”中，他几乎已经孤军奋战了整整10年，直到此刻——他来到这个俯瞰太平洋的小房间里，坐在范德科尔克的对面，向一群陌生人坦承，自己怎样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

在摩苏尔的经历让尤金想起了一部电影，那是个很老的西部片，他说，坏人们占据了小镇，所有的居民都躲在屋里，关门闭户，银幕上只有大风卷着草团吹过。不过，在尤金的故事里，坏人们是疯狂的恐怖分子，他们不仅不断地朝尤金和他的队伍开枪，还会往自己身上绑上炸药，潜入居民区然后引爆。

当时尤金正在一个炸弹巡逻队中执行安保任务，一名男子驾车而来，却拒绝接受检查。尤金做手势叫他停车，但该男子仍旧将脚踩在油门上。尤金第二次对他示意，然后是第三次。

停车。停车。停车！

但那名男子仍在向前开。于是尤金开枪了。事后，他的小队搜查了那辆车，却没有发现炸弹。正当尤金要离开现场时，他看到了那名男子的母亲。她向汽车跑去，悲痛欲绝。

讲到这里，尤金的目光落在他和范德科尔克之间的虚空里。他脸色通红表情扭曲，很容易想象，他在回顾那段情节时，记忆并不十分清晰。我暗想要怎么样的痛苦，才会迫使他愿意参加这么一项实验，更好奇这种治疗到底怎么能产生效果。

“你想让那位母亲知道些什么？”范德科尔克问道。尤金再次捂住了脸，大声哭泣起来。

“对不起，”他说。“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歉意……”他又把脸埋在掌心里。“你想看着她吗？”范德科尔克又问。尤金一时说不出话来，但他还是抬起头，用一只眼睛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只是这已经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限度。他埋下头，哭得不能自已。

“你真心的悔恨和难过，见证人都看到了，”范德科尔克说。我一直凝视着尤金，所以我看不到范德科尔克的表情。但后来克雷斯塔告诉我，看着他，就好像是看着一个巫师或魔法师，又或者像一台超高速电脑。她留意到，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尤金的面部表情、语调和姿势中的变化，并在几微秒内就对它们作出相应的反应，时而提出问题，时而旁白“见证人看到了”。

范德科尔克以低沉平稳的声音指示我。“告诉他，你原谅他，”他说。“告诉他你明白那时候是非常时刻，你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还很年轻，你们都同样被困在地狱中饱受折磨。告诉他你原谅他，你现在已经没事了。”我重复着这些话，尽力让它们听起来发自肺腑。我发现自己热切地盼望尤金能够把我的话听进心里。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作为一个每年听众总数可达1.5万以上的人，范德科尔克并不擅长演讲。他带着厚重的荷兰口音，如果你就坐在他旁边的话倒是也不难听懂，但哪怕只隔开几英尺远，你就会觉得不知所云了。所以情况经常会像他在费城的最近一次讲座这样，听众们对他的第一条评论是：“我们听不清！”范德科尔克请求音效师帮他调高音量，并向与会的200来人承诺，他会尽可能地大声。但还是有听众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即使有些人已经是在前排，于是颇有些抱怨的声音。但范德科尔克总是那么热情洋溢，令人倾倒。与往常一样，他很快就征服了听众。

“请大家弓起后背并低头，就像这样，”他一边说一边亲身示范。“现在请试着说：‘哦，我感觉好极了！我今天非常开心！’ ”场下出现了笑声。“你看，在这种姿势下，你是不可能感到幸福的。”为了彻底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让我们摆出相反的姿势：坐直身子，展现欢快的表情，然后试着去感觉难过。

心随体转，他说。

范德科尔克总喜欢说，创伤受害者的精神与身体脱节了，而这是由大脑深处被称为杏仁核的结构开始的级联反应造成的。在遇到威胁时，杏仁核会激发出“战或逃”反应，其中涉及大量激素的释放。这种反应通常会持续到威胁消除为止。但如果威胁一直没有消失——如果我们不能反抗也不能逃跑——那么杏仁核这个“人体的烟雾探测器”就会不停地拉响警报。于是我们就不断地制造应激激素，进而大肆破坏我们身体的其余部分。这与慢性应激的过程非常相似，区别只在于在创伤应激中，关于创伤事件的记忆侵入了患者的潜意识中，哪怕是最轻微的刺激都会令他们回到“战或逃”模式。治疗师和患者将其称为被“激发”。短期内，患者会通过“游离于世外”的方式来回避它所引发的痛苦。也就是说，他们会将自己的精神从躯体上抽离开，以至于无法准确地描述自己的身体感觉。这在治疗中屡见不鲜，范德科尔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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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以往，他们往往会成为自我麻木的高手，用食物、运动、工作——或者是更糟糕的毒品和酒精——来遏杀身体上的不适。这样做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难以在哪个时刻不游离。“这就是电影《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结尾时那人根本无法与自己的孩子一起玩耍的原因，”范德科尔克说。

治疗的目标应该是解决这种脱节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患者耐受自己的身体感觉，他们就可以自己处理所受到的创伤，”范德科尔克解释道。在他自己的患者，尤其是那些难治性PTSD患者中，瑜伽在这方面的效果被证明尤其值得称道。情绪释放术(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又被称为穴位按摩，效果也不错。在治疗师的指导下，患者们使用自己的指尖点按不同的穴位。如果方法正确，它可以平复交感神经系统，防止患者陷入“战或逃”模式。归根结底，范德科尔克对所有密切关注患者生理状态的疗法几乎都抱着支持的态度，如精神运动疗法、起立并在剧场中漫步、舞蹈，乃至空手道。对于从孤立的创伤记忆（如车祸或一次性的袭击）中罹患急性PTSD的病人，范德科尔克也很赞成采用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简称EMDR)。在这种疗法中，治疗师在患者的视野前来回晃动手指，并要求患者一面将“思绪停留”在创伤记忆上，一面用目光追随着治疗师的手指。支持者称，这项技术可促使患者加工创伤事件，并将其转化为过去的记忆，从而使它们不再侵犯当前的日常生活。范德科尔克很喜欢指明的一点是，最初接触这项技术时，他也是满腹狐疑。“这真是种古怪的治疗，”他说。“你教人们记起自己的遭遇，还在他们的眼前晃动手指，让他们的眼睛跟着转。这太疯狂了。”目前，世界各地已经有超过6万名治疗师获得了EMDR治疗认证，但人们对这种疗法一直存在争议，批评者和支持者对每一项新研究正确与否都争论不休。范德科尔克说，他更相信从自己患者身上观察到的结果。对于他们而言，EMDR简直是天赐的福音。

范德科尔克最为人诟病的地方似乎集中于一点：他过分夸大了自己病例的代表性。有关治疗性穴位点按、剧院疗法以及按摩疗法的证据都远远少于认知行为疗法，甚至还比不上暴露疗法。虽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国防部都已经开始研究瑜伽和EMDR的效益，但批评者指出，范德科尔克自己的研究缺乏严谨性，样本也过小；他2007年的EMDR研究只涉及了88人，2014年的瑜伽研究也只入组了64人。“只要喜欢自己的治疗师，任何人都乐意告诉他们自己的感觉越来越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临床心理学家、研究使用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创伤应激的帕特里夏•雷斯尼克(Patricia Resick)说。“你需要独立的评估。”在谈到范德科尔克的大致研究方法时，雷斯尼克表示，该研究领域自有其标准。“如果他希望人们把他当回事儿，他就需要完成符合这一标准的研究。”（对此，范德科尔克指出，他的EMDR和瑜伽研究均设有不知情的评价者。）

此外，也有人指责范德科尔克将神经科学过度简单化，以支持自己的临床工作。他喜欢将大脑划分为理性与感性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用他的原话说是：“它们的相互联系并非那么紧密。”他声称自己所热衷的技术可以作用于杏仁核所在的“情绪脑”，而认知行为疗法、暴露疗法和谈话治疗却未必有这神通。范德科尔克手中有大量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资料显示，在面对创伤时（对于PTSD患者则是面对创伤记忆时），前额叶皮层、语言中枢都沉寂下来，而杏仁核却变得异常活跃。但绝大多数的神经生物学家都认为，所谓的理性脑和情绪脑并非如他的模型显示的那样彼此孤立，而是一个更为融合的有机体。实际上，它们经常通过众多迂回曲折的神经回路彼此通讯，而科研人员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范德科尔克所使用的扫描图提供的是大脑活动的概况，要是想解释如此细节的问题，它们未免太过笼统。“他提出了很多十分有趣也非常重要的想法，但与脑部的关联并不紧密这一点是一大败笔，”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说。“这种现象在当今的很多领域都层出不穷。每个人都希望扯上大脑来证明些什么。然而有时候，大脑能做什么比它是怎么做的更加重要。”

范德科尔克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指出，他的夸张其实是刻意为之。他并没有那么厌弃传统疗法，也并不认为自己的方法无懈可击。他只是试图说服人们保持一种更加开通的态度。事实上，当我就认知行为疗法追问他时，他承认这种疗法在焦虑症或强迫症的治疗中大概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而且，虽然他认为百忧解(Prozac)治疗PTSD的效果不如EMDR，但他并不是绝对地反对用药。

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测试治疗技术与进行药物试验不同，”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教授、专门从事PTSD研究的临床精神病学家弗兰克•欧什博格(Frank Ochberg)说。“在药物试验中，所有受试者得到的是完全相同的药丸或完全一样的安慰剂。而对于治疗技术而言，就无法将工具与使用工具的人割裂开来。目前还没有足够成熟的实验技术来衡量治疗师的友善程度、智慧或判断力。”

至于范德科尔克，他表示自己很希望能进行一些大规模的研究，将他比较偏爱的治疗方法与已经获得普遍接受的其他一些方法进行比较。只是，想要做些主流之外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弄到资助的。他回忆道，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他曾应邀参与四五个专家小组。他们已经拿到了一笔指定用于治疗干预的经费，于是负责人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他们应该拿这些钱来支持哪些治疗。对范德科尔克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人们提供帮助，他对小组成员这样说道。那我们为什么不彻底放开成见，资助所有的疗法呢？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所得的结果，从中真正获得一些知识。可惜事与愿违，专家小组推荐了两种形式的治疗：精神分析和认知行为疗法。“于是我们坐等患者来接受分析和认知行为治疗。结果几乎是无人问津。”斯潘塞•艾斯(Spencer Eth)当时在曼哈顿的圣文森特医院(St. Vincent’s Hospital)行为健康服务部门担任医疗主任，他搜集了关于1万多名9•11幸存者接受心理健康医疗服务的资料。截至目前，最受欢迎的服务是针灸，瑜伽和按摩的呼声也甚高。“没人把针灸抬入学术的大雅之堂，”范德科尔克说。“但所有这些人都说它很有用。”

一直以来，范德科尔克都在借助评估自己的临床经验来寻找最佳疗法的蛛丝马迹。“或许我该对尤金用EMDR，而不是构造练习，”在加州的研讨会后不久，他对我说。“我不太确定它会有多大效果。”

回到波士顿的创伤中心，范德科尔克及其同事们正投身于他信奉的下一步研究：重新定义创伤本身。“如今我们总是倾向于把什么都贴上PTSD的标签，”他说。“但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很多症状都是长期、慢性的虐待和忽视的结果。由此产生的疾病与一次性的急性创伤事件有所不同。”范德科尔克及其同事们将这种创伤应激的慢性形式称为“进行性创伤障碍(developmental trauma disorder)”。2010年，他们曾经试图游说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的编制机构将其从PTSD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单独的疾病列入，但未能成功。他们希望在更多数据的支持下，最终将得偿所愿。来自官方的正式接受是争取支持的关键，范德科尔克说。

“帮助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幸存者的专项拨款达800万美元以上，”范德科尔克在一天下午提到。“简直是精神错乱！没错，爆炸案非常可怕，而且，那些人也的确备受煎熬，值得救助。然而，就在这同一座城市里，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儿童遭受创伤，如果把统计范围扩展到全美，这个数字可达两百万，却没有人向他们伸出援手。”我问他认为其中的原因何在。他对我讲述了19世纪巴黎萨伯特慈善医院(Salpêtrière Hospital)的一名精神科医生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的故事。雅内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当时被称为“歇斯底里”的PTSD的著作。他也陷入了与同行的争论之中，也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实验室。

“这是一种认识和遗忘的循环，”范德科尔克告诉我。“我们发现了创伤。然后，当我们认识到它有多么可怕和多么令人为难时，我们会转而攻击这个概念，并排斥将这个概念带给我们的人。”他继续不厌其详地对我讲述从雅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并解释了欧洲和美国的军事权威部门是如何抹黑炮弹休克症和战斗疲劳症的，因为他们害怕它们会削弱战斗力。这是故意的失忆，他说，并且举出了大量近期的例子。就在几年之前，他在联邦参议院关于寄养情况的听证会上问询了一批寄养儿童。“后来，我跟孩子们坐在一起，”范德科尔克说。“一名法官在出门时从我们身边走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做得非常棒！非常了不起！’于是我说，‘哦不，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们到底好不好？’这些都是遭受了严重的虐待和忽视的孩子，其中有几个人有自杀倾向，还有人存在物质滥用的问题，一个女孩子喜欢拿刀割伤自己。但法官并不想听到那些，就像在战争结束后，我们一点也不关心士兵们究竟怎么样了。”

在从军之前，尤金在巴黎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Paris)拿到了艺术史学士学位。现在，他是一名古董艺术品经销商。他与妻子和3岁的女儿住在皇后区，经常到曼哈顿去见客户或拜访画廊。在参加范德科尔克的研讨会几个月之后，我约他在上东区喝咖啡。我想知道，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对“架构”练习的感觉如何。他觉得这对PTSD有效果么？

最令他着迷的，是这种练习的效果立竿见影，尤金说。范德科尔克的“咒语”的魔力直到第二天也没有消退，这让尤金真的将我，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当成了他心怀愧疚的对象。“我很怕你，”他告诉我。然后又过了一天，范德科尔克让我第二次对他表示原谅，那咒语才最终被打破，他终于能够面对我，将我还原为研讨会的普通参与者而已。“这让我想起了菲利普•塞默•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主演的电影《大师》(The Master)，”他说。“埃米•亚当斯(Amy Adams)问华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我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他回答，‘绿色。’她又说，‘请把它们变成蓝色，’然后你就看到那眼睛真的变色了。真的，这确实让我想起了那一幕。”

他说，至少有一段时间，他感觉好多了。他回忆起研讨会结束那天，他开着车带着妻子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南行驶，很惊异地发现自己似乎不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在几个星期里，他可以毫无障碍地驾驶汽车和乘地铁。“就好像是我的感知功能不知怎的就给修好了，”他说。“我以前总是很疑神疑鬼——比如，就因为候诊室里面有保安，出去看医生都会吓坏我。但这种念头有一阵子没有出现。”

然而，其中的一些疗效开始消退。头痛和记忆问题再次缠上了他，他试图找出是什么触发了复发。他认为这可能跟自己看到的一幅画有关。本周早些时候，他出席了一场亚洲艺术博览会。一名阿拉伯经销商在销售一批当代绘画作品，其中大部分以士兵为题材，只有一幅画表现的是一名女子。尤金说她看起来很像我。他记得自己盯着它，一动也动不了。第二天，在客户的家里，他不知道把自己的公文包塞到哪儿去了。“简直就像我把它从窗户里扔出去了似的，”他说。整整20分钟，他狂躁而窘迫地搜索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浑身大汗，恐慌不已。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包——就在他原先放的地方，门旁边的窗户附近。

尽管如此，尤金表示，他还是挺乐观的。在研讨会结束时，范德科尔克还建议了其他一些可以采取的治疗方法。下一步，他打算尝试一下EMDR。

我问他此时此刻坐在我对面的感觉如何。他说，他还是得去趟洗手间，而且，他觉得一只眼睛周围有些麻木。自从进行了“架构”练习后，他一紧张，右眼周围就会发麻——就是他瞟过我的那只眼。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不过他确信这与练习本身有关。“我一直在阅读能弄到的所有资料，”他说。“它绝对管用，起码，比我之前试过的所有东西都管用。只是我还没想通其中的玄机。”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5月25日。

Jeneen Interlandi是一名自由作家，在纽约生活。她上次为《纽约时报杂志》撰稿写的是她的父亲强制入院接受精神治疗的故事。

编辑：Sheila Glaser

翻译：任扶摇